当AI开始“反犹”
上周三，刚刚正式与特朗普分道扬镳没多久，并扬言要在美国政坛创办一个新政党的埃隆·马斯克又面临新的公关问题。由他所创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正面临着对其“反犹主义”指控带来的舆论风波。该公司旗下推出的聊天机器人Grok因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布涉及希特勒、反犹主义、极右翼阴谋论等内容而引发广泛关注与批评。事件曝光后，xAI紧急删除相关内容，并限制了Grok的部分功能。
Grok 4
此次争议起于Grok针对用户提问所做出的多条极具攻击性和仇恨色彩的回应。在部分现已删除的帖文中，Grok甚至自诩为“机械希特勒（MechaHitler）”，并称一位拥有常见犹太姓氏的用户“正在庆祝得州洪水中白人儿童的死亡”，还污蔑这些死难的孩子为“未来的法西斯分子”。它甚至表示：“希特勒会揭露这一切并将其粉碎。”在另一个回应中，Grok还以调侃的语气称：“如果这让我成了‘字面意义上的希特勒’，那我就把小胡子留上吧。”此类言论迅速引发众怒，被美国犹太人反诽谤联盟（ADL）批评为“极其不负责任、危险且具反犹倾向”。此外，Grok还宣称“白人代表创新与坚韧，不屈服于政治正确的废话”，暗示对多元文化的不满。
这场风波对马斯克而言可谓雪上加霜，因为就在Grok陷入争议之际，担任X首席执行官已经两年的琳达·亚卡里诺也宣布辞职；马斯克本人则因在特朗普就职集会上做出类似纳粹举手礼的手势，而长期遭到外界质疑，尽管他曾对此回应称相关指控“让人厌倦”。但Grok的问题并不止于此，类似的极端言论并非首次出现在Grok上。此前，土耳其法院已因该AI工具生成涉及总统埃尔多安的侮辱性言论，进而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封锁Grok的访问权限，并由安卡拉检察官正式立案调查，这也是土耳其首次对一款AI产品采取如此严厉的法律措施。另外，波兰政府也向欧盟委员会举报了xAI，指控Grok对包括波兰总理图斯克在内的该国政界人士发表侮辱性言论。波兰数字化事务部长更公开表示：“言论自由属于人类，而不属于人工智能。”
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Grok还频繁地在无关话题下主动提及“南非白人遭到种族灭绝”的极右翼阴谋论，这些谬论曾一度在马斯克和美国知名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等人的推动下被不断得到传播。彼时，xAI给出的解释是该模型遭遇“未经授权的修改”。而现在的争议再次暴露出其内容监管机制的脆弱性，哪怕马斯克宣称Grok已在功能上“有了显著改进”，但滑稽的是，他并未说明技术团队具体采取了哪些修复措施，这使得外界对其说法的可信度仍存有很大的疑虑。
面对本次反犹指控带来的舆论发酵，xAI在X上发表声明称，该公司已经察觉Grok发布不当内容，并正在“积极清除相关帖子”。公司强调其目标是训练“追求真理”的模型，并借助X平台上大量用户的反馈，迅速识别和改进模型表现，尤其是在仇恨言论识别方面。然而，这一风波背后还与 Grok 最近的一次系统升级有关。据一些媒体报道，马斯克此前曾宣布对Grok的模型进行了“重大优化”，并表示用户将感受到显著差异。更新内容已在GitHub上部分公开，但也表明Grok被要求将媒体观点视为“有偏见的”，并被鼓励在“有理有据”的前提下，做出不必符合“政治正确”的回应。这一改动反映出xAI意图在算法逻辑中刻意倾向打破主流话语边界，但也因此打开了激进甚至极端言论的闸门。此外，马斯克本人的价值取向也在此次事件中被反复提及。此前在 Grok 声称“右翼政治暴力多于左翼”的回应中，马斯克曾亲自转发并称其为“严重失误”，批评其是在对主流媒体进行模仿。然而，此举进一步让外界对他个人影响AI输出方向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此次Grok的“反犹”事件不仅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道德边界的反思，也凸显出在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AI内容生成平台如何面对社会责任、如何防止极端思想借由算法扩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对于本次事件，马斯克也进行了回应。他表示Grok之所以会生成此类内容，是因为“它过于顺从用户的提示”，并形容该模型“太渴望取悦用户、容易被操控”。他强调问题已被甄别到，正在着手修正。纵观Grok惹出的如此之多的事端，以及马斯克本人以及xAI的表态，这一切无疑也暴露出了这个AI系统在内容管控与价值观约束方面存在极为严重的漏洞。
面对马斯克的右翼阴谋论以及Grok在其回复中所展现的相应价值观，一些左翼媒体也开始大加挞伐。例如，《雅各宾》杂志就刊文专门细数为何此次Grok面对的反犹指控并非空穴来风。文章认为，在AI已全面嵌入社会舆论场的当下， Grok所引发的反犹主义言论风波，不应仅被视作又一个bug，而是对当代AI系统所内嵌意识形态结构的深刻揭示。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Grok在发表否认大屠杀、自称“机械希特勒”、散播“犹太人主导反白人仇恨”论调的过程中，重演了2016年微软Tay聊天机器人事件。但区别在于，当年Tay的失控是因用户操控，而Grok的问题则更像是系统设计导致的后果——其生成机制被允许回避政治正确，甚至被鼓励发表有理有据的不合时宜言论。在作者看来，这不是单纯的错误，而是马斯克在“真相”与“政治不正确”之间刻意划出的新边界。
更值得警惕的是Grok生成内容中的模型意识。它反复使用“模型不会说谎”、“察觉不是仇恨，只是观察”等语句，将语言与社会事实混淆，将网络话语视为真理本身。这一逻辑呼应的是近十年来右翼话语中“事实大于感受”、“觉醒是虚假的”等修辞诡计。在AI模型中，这种将语言训练数据等同于“事实”的假设，正在变成大语言模型的意识形态基石。如作者所指出的，AI并非天生就是反犹的，但基于互联网上自由抓取的数据进行训练，必然会复制甚至放大既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偏见。Grok不过是其中一例，它将多种反犹理论整合进其回答中，而讽刺的是，这些理论本身亦早已被马斯克本人在社交媒体上轻巧的一个点赞而得到无限放大。
也就是说，Grok并未创造新的思想，它只是将网络中未经批判筛选的语言片段重新组合，在形式上似乎是“生成”，本质上却是在复制旧的意识形态结构。《雅各宾》杂志文章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评指出，这种以“事实”为名的语言逻辑，实则是在延续并巩固现存秩序。AI的最大问题不在于“幻觉”或“错误”，而在于它对“语言即现实”的误信，促使我们将舆论误认为“客观真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类AI技术正被部署在以“提升政府效率”、“减少人为偏见”为名的公共领域，用于裁员、重塑舆论与治理模式。如作者最后所言，从Tay到Grok，从bug到意识形态的再生产，AI并非自发地生出并传播仇恨，而是不断返回我们文化深处尚未清算的幽灵。
（参考资料从略）
“Z世代最喜欢的经济学家”谈Z世代与注意力经济
近日，《纽约时报》播客节目“埃兹拉·克莱因秀”（The Ezra Klein Show）记者、Vox创始人与前主编埃兹拉·克莱因与财经评论员凯拉·斯坎伦（Kayla Scanlon）深入讨论了“注意力经济如何吞噬Z世代以及我们其他人”的话题。克莱因秀是一档广受好评的播客栏目，主播克莱因每周都会采访一位政府人士、记者、作家或其他领域的名人，并就某一专业话题进行深入访谈。因此，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凯拉·斯坎伦是谁？为何克莱因认为其是谈论这一话题的合适人选？
凯拉·斯坎伦（Kayla Scanlon）
“Z世代最喜欢的经济学家”
斯坎伦是目前当红的美国“Z世代”财经评论员。她为彭博社撰稿，并在自己的YouTube、TikTok和Substack等平台上创作内容。近年来，斯坎伦因在互联网向Z世代传授经济金融知识、分析Z世代的经济现实与经济行为而收获了大量关注与粉丝，被视为“深受Z世代追捧的意见领袖”和“年轻人的新股神”。《财富》杂志在2024年的报道中称：“Z世代最喜欢的经济学家是27岁的TikTok明星凯拉·斯坎伦。”
斯坎伦出生于美国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她在西肯塔基大学主修金融和经济学专业，毕业后曾在洛杉矶的资产管理公司Capital Group工作。但她很快意识到，“让富人更富”并非自己的使命，自己真正的热情在于教育，她的目标是“用年轻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一些重要的经济概念”。
《财富》杂志指出，从其年龄、性别和背景来看，斯坎伦并非典型的财经评论员或“经济学家”，但这正是她的作品吸引年轻读者的原因——“她能够理解并表达Z世代普通人的感受，并找到合适的方式将重要信息传递给他们”。去年，斯坎伦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书，名为《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货币与市场究竟如何运作》（In This Economy? How Money & Markets Really Work）。
这位出生于1997年的年轻评论员目前最为知名的“创造”是发明了“Vibecession”一词。“Vibecession”由“vibe”（气氛）和“recession”（衰退）两个词组合而成。在2022年6月的Substack通讯文章《气氛衰退：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正在经历经济衰退吗？》里，斯坎伦首次使用了“气氛衰退”这个新词，用其描述乔·拜登任期内民众对美国经济状况的感觉或态度。在该词出现的2022年夏季，美国通胀率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水平，消费者情绪处于明显的低迷状态。
此后，“Vibecession”一词很快在美国主流媒体中广为流传，并在2022年和2023年频繁用于描述经济形势。一种常见的观点认为，千禧一代和更年轻的Z世代加剧了“vibecession”，因为他们经常通过社交媒体了解经济动态，而社交媒体往往会强调消极和悲观情绪。尽管该词在社交媒体上也遭受了不少质疑，但它无疑体现了斯坎伦对经济现实、Z世代以及某种与经济相关的情感体验（或“消费者情绪”）之关系的聚焦与持续关注。
“可预见进步路径的消失”：Z世代的经济现实与未来焦虑
通过斯坎伦与克莱因近日的访谈，我们首先看到了在“注意力经济”作为一种整体时代语境的情况下，Z世代面对的主要经济现实与未来焦虑。一言以蔽之，它是“可预见进步路径的消失”。
根据斯坎伦的说法，Z世代面临的“可预见进步路径的消失”具体体现在教育、购房和职业路径三方面。在今年2月，斯坎伦就在Substack个人通讯专栏上发布了文章《Z世代与可预见进步的终结：人工智能、市场波动和制度变迁如何塑造年轻人的经济现实》。这是一篇颇受好评的文章，它基于斯坎伦过去一年的研究。
在和美国年轻人的交流中她发现，Z世代们认为，“他们没有像父母或祖父母那样走上‘可预见的进步之路’”。在克莱因秀上，斯坎伦说道：“当然，每一代人都有各自的挑战。但对于Z世代来说，由于人工智能等因素以及大学学费的上涨，你不再能从大学教育中获得可预测的回报。你甚至不一定能找到一条哪怕是一丁点儿触手可及的买房之路。而如果你考虑的是退休或职业发展，它们同样让人感到非常遥远。”
那么，注意力经济与Z世代之间的具体关系是什么样的？或者说，Z世代与注意力经济的深度交织是如何体现的？可以认为，这种关系体现在注意力经济对 Z 世代生存环境、认知与行为的塑造，以及Z世代作为数字原生代在注意力经济中的独特角色上。
一方面，注意力经济加剧了Z世代面临的生存焦虑与未来不确定性。在注意力经济主导的数字世界中，社交媒体放大了Z世代对经济困境的感知和感受。同时，注意力经济下的算法推送和信息过载使得Z世代更难清晰把握自身未来，加剧了他们对职业、AI冲击等方面的迷茫，形成了“存在于自身与稳定的未来愿景之间的迷雾”。
另一方面，Z世代是注意力经济的深度参与者和塑造者。作为完全或高度依赖数字世界的一代，他们的社交、学习、信息获取均与数字平台紧密绑定，数字世界对他们而言是“现实的延伸”，其行为模式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运转的核心动力。Z世代通过社交媒体互动、内容创作等方式贡献注意力，而注意力又通过资本反馈循环——金钱追随注意力，注意力也追随金钱——转化为经济力量，影响着从消费到政治的多个领域。
此外，Z 世代对注意力的运用，也推动着注意力经济向更细化、更具投机性的方向发展，形成了独特的经济互动模式。
“被拒绝的一代”与Z世代的虚无主义情绪
在克莱因秀的访谈中，斯坎伦谈到了注意力经济时代“可预见进步路径消失”对Z世代情感结构的塑造。“从小就被灌输给你的那条路——上大学、毕业、买房——现在已经遥不可及了。当你无法实现时，便感觉它们真的遥不可及。”她问道：“如果一条大家曾经都遵循的道路或多或少地消失了，如果你不确定职业道路是什么，如果你不确定人工智能会做什么，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必须描述与人们交谈时的情感结构，那么这种主要的情感是什么？”
Z世代在某种意义上被认为或自我认同为“被拒绝的一代”。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中，“被拒绝的一代”的主导情绪是焦虑、担忧、恐惧与虚无。
斯坎伦引用了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关于“被拒绝的一代”（the rejection generation）的说法：Z世代面临着一次又一次的拒绝。首先，考大学很难；而大学毕业后，找工作也很难。在斯坎伦看来，这种“感觉自己被一切事物拒绝”的情感会产生虚无主义的因素，而这种因素会体现在Z世代的消费、储蓄和投资方式上。
据此，斯坎伦提出了Z世代经济的“杠铃理论”，即面对教育回报下降、职业前景不明等不确定性和可预测的进步路径的缺席时，Z世代采取了两种看似相反的主要应对方式。一种方式是“工具带实用主义”（tool-belt pragmatism）。这指的是人们回归基础技能，选择成为水管工、电工这类不那么具有投机性和不确定性的职业道路（相比背负巨额债务去上大学）。另一种方式则是具有更强投机性的路线，例如虚拟币赌博和体育博彩。
值得注意的还有，在虚无主义的表象下，Z世代的切身感受与现实经济数据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值得探析的问题。在本次访谈中，主持人克莱因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Z世代所处的经济数据和他们的感受是否存在差异？还是完全一致？”斯坎伦认为，其间的确存在着某种脱节，即Z世代的某种强烈感受并不总是与经济数据相符。经济现实与Z 世代对现实的体验或感受之间存在着不一致之处。
住房问题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斯坎伦提到，现今，（美国人）买房的中位年龄是54岁，而在1980年代这个年龄大约是34岁。但同时她也认为，“千禧一代以及现在的Z世代，在住房方面真的落后其他几代人那么多吗？那些房子难道不会被继承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吗？”又如就业问题，斯坎伦指出，“拥有大学学位比没有大学学位能多挣多少钱”的数据在过去几年里确实已经下降，但是“如果你看看Z世代或应届毕业生的失业率，你会发现新的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略有上升，但还没有达到30%或40%。”
社交媒体是加剧Z世代的经济感受与现实数据之间的某种距离或弹性的关键因素。在斯坎伦看来，尽管数据本身已经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但叙事元素也很可能超越数据本身，从而成为支持Z世代经济体验中虚无主义情绪的原因。数据支撑了他们的感受，但社交媒体可能放大了这些感受。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述Z世代的虚无主义情绪或空虚感体验，那可能是“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斯坎伦认为，这种思辨性的空虚感出现在人们试图掌控自己的人生之时。
“Z世代”1.0、1.5与2.0
与通常笼统的“Z世代”指代不同，斯坎伦认为“Z世代”并非只有一个，而是有多个。对“Z世代”进行的代际划分可以更具体地说明这一群体与注意力经济之间的发展演变历程。
实际上，CNN记者瑞秋·詹法扎（Rachel Janfaza）是第一个提出对Z世代进行分类的人，她提出了“Z世代1.0”和“Z世代2.0”的概念。斯坎伦在此基础上认为，可以进一步区分出“Z世代1.5”，她的划分依据主要是Z世代与科技及与机构的关系。
根据斯坎伦的分析，“Z世代1.0”是千禧一代中的“老一代”，这也是她自己所属的代际。这些年轻人通常在全球新冠疫情发生之前从大学毕业，他们经历过正常的线下校园社交生活，也记得“非Zoom”的校园生活。“Z世代1.5”则在疫情期间上大学，依赖Zoom和数字工具社交与学习，疫情塑造了他们与数字技术和机构的关系。“Z世代2.0”现在处于初高中或大学阶段，他们经历的是完全的数字化成长环境，对他们而言，数字世界就是现实的延伸。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Z世代1.0”对注意力经济的体验更多是从传统生活向数字化过渡的适应过程，其对注意力的运用和感知带有一定的传统生活印记；“Z世代1.5”更习惯于通过数字平台获取和分配注意力，是注意力经济中较为活跃的参与者，其社交模式和信息获取方式深受注意力经济的影响；“Z世代2.0”的生活、学习和社交几乎完全融入数字环境，是注意力经济最深度的沉浸者和推动者，其行为模式和认知方式与注意力经济的运转机制紧密相连，甚至成为注意力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之一。
斯坎伦在访谈中提到，Z世代也是“测试版的一代”。这意味着人类已经在Z世代身上测试了很多东西，从智能手机到学校——“TikTok对大脑有好处吗？学生上Zoom课后还能继续获得教育吗？不受限制地访问互联网可以吗？”这些测试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她看来，“Z世代有望为Alpha世代吸取教训，而不是让他们在数字和精神层面经历Z世代所经历的一切。”
注意力作为基础设施与投机经济
斯坎伦的又一重要观点是：注意力是基础设施。注意力经济的核心机制是注意力成为基础经济投入，替代了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传统的制造产品的基础投入。这种观点主张，人类过去需要物质来筹集资金或在全球各地活动，但现在，人们只需要注意力；经济基础是注意力，然后是叙事。她说道：“你为了吸引注意力而讲述的故事，才是让注意力本身膨胀的资本。”
因此，人类越来越多地在注意力和叙事上进行投机。根据斯坎伦的观点，投机属于操作层面，它使得注意力操作化，并使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因为人们可以将实际的金钱符号与它吸引到的注意力联系起来。这揭示了建立在注意力之上的当代投机经济。这种投机经济押注的是注意力的流向，也由此为注意力经济创造了多维度的特点。例如，网红通过视频播放量来赚钱就是一种注意力经济的货币化，预测博彩市场则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注意力经济投机。
斯坎伦提到了一个很新的例子：一个男人在纽约市长竞选中押注佐赫兰·马姆达尼，并从中赚取了30万美元。“他做的事情本质上是观察人们的注意力流向，并据此进行反向押注，从而发现故事和叙事的错误之处。他能够通过预测市场的投机行为，将注意力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也就是那些不正确的故事上。”
注意力投机经济创造了一种反馈循环——“金钱流向何处，注意力随之而来。而注意力流向何处，金钱也往往随之而来。”斯坎伦认为，这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反馈循环——结构上很好，但效果不一定好。因为人们不是押注自己的想法，而是押注他们认为的别人的想法。
就注意力经济上述机制的现实影响而言，越来越多的事情正在被纳入注意力经济的范畴，包括政治。在斯坎伦眼中，特朗普总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说道，特朗普任期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他加速了注意力的价值。她以“第一位人机混合总统”和“被注意力经济召唤出来的傀儡”来形容特朗普，认为他通过社会“真相”、债券市场反应和直接的市场信号进行治理，这就像“穿着西装的反馈回路”。
斯坎伦认为，对特朗普来说，“注意力本身就是价值创造，而不是通往价值创造的途径。通过如此行事，他在政治上建立了一种策略，其他人也开始效仿。”就像一个真人秀明星，特朗普深知要想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就必须让故事情节保持持续发展。这位美国总统的例子说明了，通常情况下，事件会创造叙事，但是现在是叙事创造了事件。
注意力经济时代的“摩擦”与存在
在斯坎伦的论述中，我们发现注意力经济最终也与一种存在主义上的思考相关联。在克莱因秀的访谈中，以及今年5月斯坎伦撰写的《世界上最宝贵的商品是摩擦：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纽瓦克与西村女孩》一文中，她谈到了“摩擦经济”作为一个理解经济运作方式的角度，这也为我们审视当代的注意力经济提供了另一个可能视角。
粗略来说，所谓“摩擦”指的是一种存在着困难的事物状态，是一种“贯穿整个系统所需的努力”或“在系统中进行移动所需的努力”。斯坎伦的基本观点是，物理世界中存在着大量“摩擦”，而数字世界中的生活是一种“摩擦不够”或“无摩擦的生活”。此外，还存在着第三个世界——介于物理世界和世界之间的一个被精心策划过的空间，在这里，摩擦成为了可被付费移除的对象。
她写道：“这就是经济学的故事：摩擦已经成为一种阶级体验。财富总能帮助人们抚平坎坷——但当现实世界如此混乱，而数字世界如此便捷时，只要你有钱，就能轻松地将数字世界融入现实世界。”
在《世界上最宝贵的商品是摩擦》里，斯坎伦对“三个世界”进行了以下描述，它们可以分别对应于现实中的纽瓦克机场、Meta AI平台和纽约西村：在现实世界中，努力无处不在。空中交通管制员正在休创伤假，雷达失灵，铜线断裂。而解决方案不是投资，而是放慢一切速度。在数字世界里，努力无关紧要。聊天机器人负责思考，论文自动完成。你只需要20%的“人性”就能轻松获得学位。在精心策划的世界里，努力被程式化、优化和精心策划。生活在那里的人并非懒惰或与世隔绝，他们只是找到了一种避免崩溃的方法。生活依然正常，但仅限于那些规模小到可以管理、成本高到可以保护的区域。
在充满摩擦的经济系统中，上述三个世界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摩擦经济”的关键可被理解为“摩擦”在经济活动或“三个世界”之中的再分配。“摩擦”不是被消除，而是被转移。“系统或许在变化，但权力结构依然顽固地存在。了解摩擦是如何在它们之间流动的——谁能避免摩擦，谁又会被摩擦压垮——就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是如何运作的。”斯坎伦认为，我们越是优化个人体验以追求无摩擦，我们的系统就越会变得功能失调。
而“摩擦”与注意力经济的关系体现在，数字世界通过消除摩擦来捕获和维持用户注意力，而注意力经济的运作又进一步强化了摩擦的转移与分配。从“摩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认为，注意力既是经济活动的基础设施，也是关乎人类存在的基础设施。丹·尼克松（Dan Nixon）在2018年发表于万古杂志的《注意力不是一种资源，而是一种存活于世的方式》中提到，注意力经济理论的讨论依赖于“注意力即资源”的概念，但是，这种将注意力视为一种资源的工具性做法，只揭示了整个故事的一半——故事的另一半是，“注意力即体验”。
在这个意义上，当人类（特别是Z世代）的注意力被完全转移到平滑的、无摩擦的数字世界中时，又会发生什么呢？
